单凌，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犹太民族有着漫长的离散历史，千百年来犹太人在全球空间中被迫或主动地迁徙和流动，他们的足迹也曾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所有与犹太人有过交集的中国城市中，上海是最特别的一个。自开埠以来，上海陆续见证了不同支系的犹太群体在这座城市聚集。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一度拥有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王健，：30)。在一波波的犹太移民潮中，又以二战时期从欧洲远道而来的犹太难民最为特殊。由于纳粹迫害的升级和全球范围内肆虐的反犹主义浪潮，德奥等欧洲国家的犹太人走投无路，出逃无门。当时上海因为英美势力与日本人斗法，处于一种短暂的“护照签证失控”状态(Eber，：85)，这给两万余名欧洲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的机会。然而战时的上海也不是平静之地，在日据时期，犹太难民被强制要求迁往虹口提篮桥街区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又称虹口“隔都”)生活，备受磨难，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艰难生活的考验，并在战后得以迁居他国，开始新的生活。
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犹太难民的陆续离开，在此后漫长的三、四十年间，这段集体记忆在上海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已经销声匿迹了，提篮桥街区成为市中心一处被人遗忘的角落。直到九十年代中以建交，犹太难民的历史记忆开始为地方政府所瞩目，由此开启了提篮桥街区再发展的契机。年作为核心记忆之所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对公众全面开放，年完成第一轮扩容工程，同年，虹口区政府以纪念馆为中心，将周边的犹太“记忆之所”串联起来，推出了“方舟之路”的都市行走路线，“方舟”成为表征虹口乃至上海城市形象的新符号。
本文试图勾勒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上海犹太难民的纪念空间是如何在由官方主导、各种社会力量介入的行动者网络中被生产出来的。
一
作为行动者网络的
纪念空间与城市文化治理
(一)作为行动者网络的纪念空间
ANT是上世纪80年代由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Callon)和约翰·劳(JohnLaw)合作提出的一种科学实践研究方法，该理论主张社会是异质行动者在实践中形成的网络关系，ANT的行动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是人类行动者，也可以是非人类行动者(Latour，：32)。通过ANT的视角，将纪念空间看作由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复杂网络，有策展方、导游、观光客、知识精英、记者等人类行动者，也有非人类行动者如文化、制度、纪念物、建筑、街道、仪式。纪念空间在行动者彼此联结、相互牵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行动者的进入、退出或身份转变会带来网络关系的改变，这样ANT视角下的纪念空间同时也具有了时间性。
网络的形成涉及到ANT的第二个核心概念——“转译”，通过解析“转译”，也就阐述了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机理。“转译”是指“特殊的问题被稳固地与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拉图尔，/：)。卡龙将转译过程具体分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4个基本环节，在初期的“问题呈现”阶段，以核心行动者的问题作为“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简称OPP)，也就是空间生产的开始；“利益赋予”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征召”行动者成为网络成员；“动员”即行动者上升为网络的代言(spokesmen)，并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以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Callon，)。
网络的稳定性取决于行动者的转译过程，作为ANT的第三个核心概念，这里的“网络”不预设为一种网状的社会联系，而是一个描述联结状态的方法(Latour，)。成功的转译使行动者网络趋向稳定，失败的转译会削弱行动者网络，而异议又带来了新的空间生产。
虽然ANT强调了转译的环节，但并没有阐明转译的动力，核心行动者如何设置“强制通行点”？如何征召和动员行动者？为此，本研究引入“文化治理”来讨论地方政府主导的纪念空间的生产机制。
(二)文化治理与城市空间生产
1.文化与治理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9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批评文化研究重批判、轻建构的传统，尤其是对权力制度的忽视，呼吁将文化政策带入文化研究。本尼特承接福柯(MichelFoucault)对治理性的强调，将文化视为一种治理机制，文化被“表征为一套独特的知识、专业技能、技术与组织”，依靠与权力技术相关联的“符号技术系统”，以及“自我技术”的机制而运作(本尼特，：)。因此文化治理虽然是自上而下的驱动，但并不是以官僚或阶级的方式呈现，而是在特定的知识框架下运作，并通过一系列微观技术机制发挥作用。
2.文化治理背景下的上海城市空间重构
上海代表着一类特殊的都市类型。上海的特殊性在于其西化历史中的世界主义，早在一个世纪前，这座城市已经经历了第一轮全球化(李天纲，：)。上海既是中国最现代、最繁华、最接近世界先进文明的“窗口”，又是暗含堕落、腐化、对民族国家构成威胁的“飞地”(张昱辰，)。因此在年之后，塑造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取代旧社会的文化成为国家的重要目标，上海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宏观规划下，接受重新定位和意识形态改造(肖文明，)。然而这种定位是外部强加的，并不能契合上海官民共同认可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解，当改革开放重新给上海带来商机和发展空间时，这座城市被抑制住的生命力迸发出来，短短几年间就成长为国际上非常耀眼的大都会(杜维明，)。
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上海的城市空间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在大拆大建的浪潮中，传统的物质空间在不断消亡，城市记忆和历史也面临消失的危险。上海官方和学界开始重视城市更新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以城市多样性的历史为根基，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提升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下上海地方文化治理的重要战略。
本文将犹太难民纪念空间视为文化治理的微观技术机制，以一种历时性的眼光分析其空间的生产。作为核心行动者的上海地方政府，如何设置“强制通行点”，集结行动者网络去推动纪念街区物质和社会空间的转变，从而转化出新的地方意义和诠释记忆的可能性？随着文化治理机制的调整，行动者网络关系发生哪些变动？各类行动者如何基于各自利益而角力？包含或创造了哪些跨国界的网络？哪些行动者被排斥在网络之外？
本文综合运用田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分析等方法收集经验材料。从年11月开始到年11月，笔者作为一名志愿者讲解员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进行了连续两年的田野观察。此外，作为纪念馆建馆十年的口述史记录者，笔者列席纪念馆和虹口区宣传部门的工作会议，对馆内工作人员、志愿者、犹太难民及后裔、观光客等进行深度访谈。同时查阅纪念馆所有电子档案和内部刊物，以及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上海史、上海城市规划、犹太史研究者的著作等。
二
犹太人的寻根空间——
90年代初犹太难民纪念空间的浮现
(一)文化治理的主导逻辑：兼具寻根旅游效益与文化外交效果
年1月24日，中以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犹)关系新的一页，双方都有意修补关系的断裂，上海犹太难民历史记忆的言说因外交需要而有了合法性。同样在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发浦东，上海重启全球化进程，过去遭到压抑的外侨记忆，获得了现身公共文化的机会。在犹太人频繁造访下，虹口政府被动地意识到犹太难民视这里为“第二故乡”，提篮桥作为宝贵的旅游资源，正在吸引全球犹太人为寻根而来。
近代提篮桥街区位于公共租界的边缘。在犹太难民居住的时期，难民们在唐山路、公平路、熙华德路、汇山路、舟山路上开设了各种小型商店和摊位，舟山路作为这一带的商业和文化娱乐中心，有“小维也纳”之称(图2)。此外，提篮桥街区还有一座监狱，前身是年工部局设立的“远东第一”华德路监狱。监狱通常建在城区偏远之处，这也侧面说明提篮桥当时在上海的边缘位置。监狱的存在也使这个区域被投资客遗忘，加剧了提篮桥和虹口在上海城市发展中“下只角”的地位。
在地方政府谋求观光经济的脉络下，提篮桥街区的犹太人遗产被合理转译为旅游资源，吸引国际犹太人，也满足中以建交后重续交往的政治需要，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化治理主要是配合经济建设和外事交往，以期产生观光效益和文化外交效果。
(二)行动者网络的构成与转译过程
九十年代初期，纪念空间早期建设的参与者主要包括虹口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犹太政治领袖、犹太难民、本地知识精英等人类行动者，以及摩西会堂、霍山公园等非人类行动者。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异质的，虹口区政府希望能吸引犹太观光客，拉动区域经济，上海市外事办希望提篮桥能服务于中以(犹)外事交往的需要；犹太政治领袖希望这段历史记忆能够为中以之间展开多方面交往奠定互信的基石；年迈的犹太难民群体为了避免历史记忆被“遗忘”，渴望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将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知识精英试图唤起社会各界对这段历史记忆的重视；非人类行动者通过纪念空间的建设而实现价值的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落实到一个核心议题，即设立属于犹太人的寻根空间。
在虹口区政府的积极活动下，异质的行动者被征召起来。年8月，虹口区政府征得上级领导批准后，在长阳路62号摩西会堂旧址门口挂上铜牌，上书“原摩西会堂旧址，俄罗斯犹太人建于年(犹历年)”，同年，在犹太难民的建议下，摩西会堂更名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区政府将会堂一楼腾空为祈祷大厅，尽管没有妥拉经卷的会堂已经失去了宗教意义，三楼被布置为小型展厅，陈列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的一些照片，以及访问摩西会堂的外国领导人照片，二楼仍作为民防办办公室使用。从这一年开始，以色列政治领袖纷纷到访摩西会堂。
提篮桥的街角公园——霍山公园，曾是犹太人聚会的场所，也被“发现”并赋予纪念意义。早在年，以库尔特·杜德纳为首的一批前难民写信给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提出要在原难民居住区建纪念碑，并得到官方支持。这块黑色大理石碑上用中文、英文和希伯来文写下一个长期被遗忘的犹太社区的简短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通过资源的调动，犹太难民纪念空间初步显露出雏形。近代上海与世界犹太人形成的连结，曾经因政权交替和权力规训被强制切断，终于在九十年代上海重启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重续交往。
这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政府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搭建集体行动的框架，纪念空间被局限为犹太人观光和外事活动的载体，这大大限制了行动者网络的发展，除了犹太难民、犹太政治领袖、学者和原居民外，这段历史记忆在上海和国内鲜为人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很有限。九十年代初期，浦东率先开发开放，虹口位于浦西，发展比较滞后，而且此前的意识形态改造仍留有余威，官方对于如何打捞上海半殖民的“过去”，态度上仍有些小心翼翼和保留，尽管城市的主体意识在萌芽，但尚未提升到召唤市民和社区认同的层面。
三
上海的城市文化遗产——
21世纪初提篮桥历史风貌区的确立
(一)文化治理的主导逻辑——城市遗产保护与商业开发博弈
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旧城改造浪潮，让许多上海旧城区遭受灭顶之灾。虹口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无意中基本保留了原有的空间格局。年，随着“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被提上议事日程，曾经被遗忘的北外滩(指虹口区、杨浦区的滨江地带)吸引了规划者的注意，按照规划目标，北外滩将被打造成一个融合国际航运、现代商务、高档居住、滨江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区域，在这样的规划蓝图里，提篮桥成为北外滩最不起眼的一个地块，这些承载了犹太难民记忆和情感的物质载体甚至有全部拆除的可能性(张艳华，王健，：80-83)。
提篮桥的命运引起了知识精英和国际犹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