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而言，武康大楼是始建于年的历史保护建筑，是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的早期代表作，是来上海必打卡、必拍照的“好看的地方”。
但对于就住在这幢楼的居民来说，它是“走廊和楼梯特别舒服”的地方，是“不装伸缩晾衣架”的地方，是曾看到周恩来总理与大楼内文艺界人士招手的地方，是“文革”时很惨的地方，是如今讲述起来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的地方。
《住在武康大楼》书影，本文图片如无特别注明，均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供图
自年起，由媒体人陈保平、作家陈丹燕等人组成的口述史团队（下文简称“团队”）以武康大楼为纽带，对这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居住者、大楼管理者及风貌保护区总规划师展开采访。今年初，该项目的成果之一——《住在武康大楼》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我们这样来自个人立场的志愿者小组，做的是一个地方建筑的居民口述史，它对上海记忆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认为，它能给上海的城市记忆增添切实的内容，让个人生命史来丰富上海的历史表达，保存上海在巨变中细微的历史真相。”陈丹燕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的意义不在于为建筑保留口述史，更在于通过“民间的力量”，为上海这座城市保存记忆。
“所谓民间的力量，离不开当地*府、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共识，离不开当地居民的配合与那种‘为城市留底’的责任感。而这样的民间号召者、发起人，可以是一对夫妻，也可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武康大楼全景图
展现：每家每户各有故事，也共有记忆
在团队做口述史之际，武康大楼有居民户，其中主楼96户，新楼9户，辅楼汽车间改造的38户。老住户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府分配入住的，也有一部分是“文革”动荡时因各种原因入住的。改革开放后，房产进入交易市场，武康大楼自建成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个人拥有产权的情况。一部分老住户买下了原来的住房，一部分新住户买下搬了进来，还有一些当年警备区分配的住户因部队规定不能买卖，至今交付低廉的租金。也有部分业主把房子外租给外来租客，如今许多外地人、外国人相继住进武康大楼。
通过居民们的讲述，团队成员看到了大历史在这幢楼里留下的种种印记：孔祥熙的财产、蒋经国的“打老虎”、宋庆龄的来客等等。
陈保平与大楼居民交谈
陈保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个地方的居民口述史，各人有各人的故事，但我们更看重的是居民共同的记忆。”
比如他们发现，居民们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之前的那个年代，总体感受还是正面的：对新社会有着热情和期待，工作上普遍爱岗敬业，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简单、平等。主楼与汽车间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并无阶层的隔阂。
但后来，这幢楼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年入住武康大楼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还记得，那阵子晚上基本不好睡，一会儿砰砰砰就来了。对方来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咣咣咣一群人，开门便叫她们低头，让她们交代。
戏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接受访谈
更让团队印象深刻的是这幢楼产权关系的变化：从建造始的租界洋行所有，到抗战胜利后的收归国民*府，再到国民*四大家族之一孔二小姐占为己有，直到解放后作为敌产被人民*府没收，作为公房租给各界人士。又到改革开放后房产可以私人买卖、流动。
陈保平说：“每家每户的不同情况都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它折射出中国的社会演变，这就是历史。”
初心：让历史实践者参与到历史书写
做居民口述史的想法最早源于陈丹燕的写作经历。在写“上海三部曲”时，她就想过记录个人视角下的城市历史。
她说：“最开始的尝试是在写《上海的红颜遗事》的时候，那时陈保平的工作还不像后来那么忙，所以我常常会跟他一起讨论采访和整理资料过程中碰到的事。到后来写‘外滩三部曲’，我更想要做外滩街道的居民口述史。但那时大家对民间口述史的共识还没有起来，要靠一己之力去完成它是不可能的。”
陈丹燕在纪实人文频道《今晚我们聊建筑》里，感悟武康大楼百年来的巨大变化
近年陈保平与陈丹燕不断提出“关于在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收集街区居民口述史的建议”，从这件事的历史意义、试点区域、*府主导价值与意义等方面进行阐释，得到了地方*府及有关单位的理解与支持。《住在武康大楼》一书也收录了他们当年的具体提案及答复。
与提案同时进行的还有数次口述史项目推进会。从年8月开始，他们决定以湖南街道社区为试点，成立专家顾问团与“湖南街道口述历史”项目团队，并计划以“一位老干部、两位名人、一幢建筑、一条弄堂、一家单位”为线索落实项目。其中，“一幢建筑”便围绕武康大楼展开。
陈丹燕说：“武康大楼从它建成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从居民的构成，建筑的传承和保护上面，都可以看到上海史发展变化的痕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我们为它做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这一点一直是我们团队和整个专家组的基本共识，得到*府部门的认可，后来也成为参与口述史的居民大家集体的共识。”
“这个项目难的是要通过一幢楼居民的口述史，看到个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大致呈现历史的文脉。”陈保平说，上海是一座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多元化元素的大城市，是中国工商文明的发源地。这里的居民有一些与其它地方不一样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与这个城市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
他表示，做居民口述史，就是试图让这些历史的实践者参与到历史的书写中来，从而使一个城市的历史不只有历史学家的文本，还有亲历者更接地气的补充。“如此，历史才更丰富、更饱满。”
保存至今的武康大楼设计图纸
专家顾问团成员之一、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伍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要做好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前提是做好历史文化研究，因为历史文化价值不完全表现在外观是否漂亮。武康大楼很漂亮，但还有很多不那么漂亮的建筑，如果不进行历史的挖掘与研究，人们很难认识到它们的价值。”
在他看来，开展更多社区居民口述史项目的意义主要有三。“首先它能挖掘到城市物质空间中不易被看到的深入的价值。我们说建筑的价值主要是建筑里文化的价值，是建筑里曾发生的故事。这部分恰是建筑师、规划师不太擅长的地方；二是过去的历史总是重视大历史，但对具体的家庭、个人不太重视。研究大历史记录下看不到的小历史，会更全面、深刻地反映历史文化价值；最后，很多历史不存在于文字，而存在于记忆。听到了，记下了，才能留下来。否则随着人的消失，许多故事也就没有了。一定程度上，这个项目也是在做历史文化抢救。”
推进：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借鉴的口述史案例
当然，项目推进的具体过程并不容易。
“每一步推进，都是靠大家的力量，靠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陈丹燕透露，“我们一点一点向前走，常常需要停下来，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一些问题。很多问题并不是口述史采集过程中的问题，而是更外围的问题，也有道德问题。比如我们是在公共场所，还是进入居民的家里？这对于上海居民来说很敏感。有的时候，做了一遍，对方觉得私人生活太受打扰，希望停止，那我们就要停止，然后再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那个点。”
澎湃新闻记者还发现，除了居民的口述记录，《住在武康大楼》里还附上了属地居委会支部书记、物业经理、风貌保护区总规划师、房管员等相关人员的采访记录，口述历史项目计划书，历次筹备会议记录，项目研讨会录音整理等详细资料。
武康大楼里保护完好的门把手
陈保平坦言，相较采访，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更烦琐，比如如何获得地方*府的支持、如何依靠基层的组织优势选择访谈对象、如何进入现场、如何请专家帮助设计问题等等。而这些，都是让采访能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这些涉及具体工作流程的文本，都被放入了书内。以备今后有兴趣的做社区口述史的朋友参考。”陈保平说。
到年，项目采访部分结束，团队剪了一个小短片，徐汇区*府和湖南街道一起在武康大楼开了一次项目成果发布会。因为这次发布会，项目开始被更多人知道，有更多人跑来讲述各自有关武康大楼的回忆，于是记录里又多加了几个样本。
“再后来就是出书，书的编辑用了快两年的时间。”陈丹燕表示，那时大家对影像记录完全没有经验，做得很粗糙，但影像团队也没有因为采访结束就离开。“在我们觉得影像和声音部分可以再有补充的时候，影像团队又开始工作。于是，我们把影像和声音部分的积累越做越厚了，那是一本书不能涵盖的、更加真实的历史的地理的内容。”
“所以只能说我们的工作到了一个阶段，还没完，还会作新的补充，继续做下去。”她提到，团队成员都希望《住在武康大楼》提供的不仅是一份口述史记录，更是一份可供参考、借鉴的口述史案例。
“很多人以为做口述史就是跑到一个地方，找到人，听故事，再记下来。但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能摸索出一套方法，而且是让有兴趣的民间人士可以参考、借鉴的办法，这套办法在未来上海推行民间口述史工作时可以被用上。”陈丹燕说，“历史是大家写的，口述史不是只有湖南街道才有。我相信居民口述史在未来会遍地开花。这样的话，社区才是完整的，城市更新才是有文化基础的。”
思考：居民口述史对于未来社区自治的价值
在项目推进中，团队也发现了居民们对于这幢大楼很深的情感认同。他们有很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有序公共空间的责任感，担心未来入住者是否可以一样爱护这里，甚至于形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
比如秦忠明会和女儿说：“老爸百年以后，你其他东西都可以卖，武康大楼的房子不可以卖。这是你的根，你的出生地。你不是什么名人，不要成为什么故居，不可能的，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也是你的家，家的归宿。”
武康大楼油画，年由上海著名画家沈勇创作
又比如于年入住武康大楼的外国夫妻亚当与张霞非常喜爱这里，他们透露自己的主业就是对上海老城厢、当年俄侨区的研究，还在武康大楼修整时看到四楼墙上露出了20年代初期的俄文涂鸦，写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从年进入属地居委会工作至今的支部书记柏祖芳更透露他们成立了“老洋房新生活”议事会。她说：“因为我们社区老洋房比较多，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东西不断涌现。所有只要是影响我们居民生活质量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讨论，我们首先搭建了一个自治的平台。”
这些意外的发现，都让团队成员们为之一动。
在陈保平看来，对于社区治理而言，“居民写历史”可以让市民参与社区建设，形成社区认同，产生社区感情，形成社区自治。“让居民自己来写自己的历史，他们才能形成认同和文化情怀，那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社区自治是有价值的。”
作为上海城市整体规划公众咨询团的成员，他对的上海城市规划谈过一个观点——现在上海整体规划有高度，有广度，但还缺少一点温度。“就是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怎样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老百姓之间的温度还少了一点。如果每个社区的老百姓都能讲自己的历史，讲自己的生活，为我们的大历史作补充，使我们的历史更丰富、准确，补充一些细节、故事，那这个城市的温度就能够有所体现。”
他说：“听闻伦敦图书馆有个视听室，专门存放社区居民的口述史供读者收听。在不久的将来，上海或许也会有这样一个地方，让年轻一代知道自己的城市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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