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白癜风办法 http://www.bdfyy999.com/ 《光明的摇篮》写给青年人的党史第一课原创SMG纪录片中心纪实人文频道
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批准的社论《祝上海解放》。在社论中，毛泽东提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活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并称赞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上海在近代以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为什么能在并不那么长的时间里，如此突飞猛进？上海又为什么能成为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为了综合性地解答这些问题，著名历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先生，以30多年研究成果为基础，撰写了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党史读物《光明的摇篮》。
该书不仅细致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更着力于探讨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活动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的原因。
熊月之
问：《光明的摇篮》被称作是写给青年人的党史第一课，为什么这样说？
熊月之：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对象，所涉及的人主要是年轻人；第二，这本书的风格比较轻松活泼，也比较适合年轻人；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本书里面写的主要是近代上海的历史，而我们当下上海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即使是上海本地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近代的那段历史或许并不是很了解。所以综合这三点，希望写一部青年人的读物。
问：那您觉得刚刚您提到的这三点，是不是也是它跟其他的党史读物最大的不同之处？
熊月之：我以为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他党史的书，会写这个地方发生了些什么，而我是研究历史学出身的，因此我写作的风格会比较偏重于为什么会发生，就是不但说了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
问：这本书的一个着力点就是上海为什么会成为党的诞生地。书中在分析近代上海的城市特征的时候，提出了六大因素，其中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叫作“维持政党活动的安全系数”，这个提法不太多见，您是从什么角度切入的？
熊月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的政党，它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社团的组织，我认为有几大因素影响着党的活动特点。
比如说第一，它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成立的党；第二它是全国性的党；第三它是以推翻旧的制度为宗旨的党；第四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党。这样的党，它会在城市里建立，如果长时间的在这里战斗，那一定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所以强调了这一点。
中共一大会址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京路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
问：在书中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也是在党史当中有时候经常会被提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年召开的，但毛泽东同志的入党时间却是年，书中是如何解释的？
熊月之：在党史中，这个问题常常会被人们提起，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年召开的，但是毛泽东他自己填写的入党的时间是年，其实不光是他，还有很多人，在我们当时知道就有五十几个人，都是年入党的。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物
——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
在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上面写的是年。
党的组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党的组织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书里对这一点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
在年的时候，在上海就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年7月已经有了六个地方党组织，两个海外党组织，五十几个党员。显然，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组织就已经成立了，但是我们后来讲的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
在年以前，中国成立过很多党，民国时期有多个党，但是没有一个党开过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年才召开。所以这一看，年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和年党的这个组织成立，它是有关联的。这样一说，我们就知道毛泽东为什么是年入党的党员，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这一大批人都是年入党的党员。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简表
问：书中有一张图很有意思，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迁徙。其中有长达个月都在上海，您觉得我们党选择上海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
熊月之：我们党一开始就是在上海诞生的，中共中央机关曾在之后一段时间，短暂地迁到广州、北京、武汉等地，但最后权衡下来，还是选择了上海作为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这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和其他的地方，显示着它很不一样的特点。
第一，这个城市规模很大。当时的上海相当于三个北京，比广州比武汉都要大得多，城市规模大，活动空间就大了。
第二，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行政管理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我称它为“一市三治”，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中国人管理的地界叫华界，还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三个地方都各有自己的法律，各有自己的警察，连电压、电车轨道也不一样。所以在一个城市里就会存在“缝隙”。比如说我们在华界里面批评了政府以后，跑到租界里去，华界的警察是没有办法到租界里面抓人的，这就是我讲的管理缝隙。这个管理缝隙是可以为那些反对清朝政府、反对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的。
20世纪初上海马路上的汽车和人力车
另外，租界里面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叫“越界筑路”地区。
像今天虹口那一带很多都属于越界筑路地区，它的特点就是马路的道路管理权是租界的，因为道路建筑的时候是由租界建筑起来的，因此道路两边的住户由租界来管理，但是道路两边延伸进去的弄堂，是中国人的地界，道路和里面是互通的，所以没办法对它进行彻底管理，这就是很典型的缝隙。
周恩来同志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顾顺章叛变后，他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隐蔽到越界筑路地区，租界管不到，就相对比较安全。
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上海是个陌生人社会，居住的都是从全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来的人，三个行政区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把他们都管起来。邓颖超同志有一个很好的回忆录，她说她那时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从来不查户口，也没有人来管理，同志们每过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你只要报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人来核实，只要交了租金以后就没人来管理你了。上海那么大的地方，当然就是相对安全的。正因为知道上海租界这样管理的特点，所以我们党在全国各个地方走来走去，最终选择了上海。
所以你会看到，从年到年，这28年当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有个月设在上海，党的机关也都分散开来，大家平常互相不许来往，如果来往都要打扮成市民的样子，所以能够隐藏了那么长时间。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为我们党的工作带来相对的一种安全系数。
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不少留学生都选择在上海安家立业，上海当时具有哪些吸引他们的特质？
熊月之：这跟上海城市的区域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上海城市非常大，但这座城市的区域性特点却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富，有的地方穷，有的地方地价贵，有的地方地价便宜。像外滩、河南路、福州路一带，它是商业金融区，地价、房价相对较高，向西到静安寺一带，地价就呈现了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一个过程。贵的地方和便宜的地方相差10倍以上。我们讲到知识分子，那个时候正好一大批的留学生回来，他们这些人经济状况相对良好，你说他有钱，有一些钱，他不是很有钱，你说他很穷，也不是很穷，比普通工人他们要有钱，他们要选择一个相对适合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什么地方最适合？当时盘点下来，“法租界新区”是他们生活和工作最适合的选择。
法租界巡捕房的外籍巡捕
法租界分成老区和新区，老区是在金陵东路、外滩那一带，新区是从重庆路向西去一带。
这个时候法租界新区正好赶上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规划革命，从道路、行道树、房子等都要有一整套的规划，这些后开发的地方，开发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土地房价相对比较便宜。
规划得好，房价又便宜，知识分子们当然就选择在了这里。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年前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精英分子，他们基本上都居住在这块地方。如果以今天的复兴公园为一个圆心，划一个大概的范围，周围不超过两平方公里，孙中山、戴季陶、陈独秀、李汉俊，都在这里居住，这就是一个奇观。你只有了解上海城市这个区域的差异性，才能够解读出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集中在这块地方。
上海租界扩张图
新渔阳里6号的中俄通信社和外国语学社
问：在形容近代上海的红色文化时，您用了“闳、深、雄、奇”这四个字，其中有什么特殊意义？
熊月之：“闳”其实是从数量的角度，就是宏大、广远的意思。你看上海红色文化的遗址、旧址，现在保留下来确认的就有个，根据研究至少有多个，影响也很深远，这是从量上面来讲。
“深”是从质量的角度，很多跟我们党组织有关系的创新都是在上海发生的，比如说我们创立共产党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创新，不光是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更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创新。
“雄”是因为江南文化常常会被人理解成小桥流水、才子嫁人等等，但其实江南文化当中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雄、勇、猛，这一面其实一直是江南文化当中的一个特点。比如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这都是勇猛的一面，这在历史上面还有很多。
我们讲到党的文化，大家都看《觉醒年代》，其中的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他们这些人都是上海红色文化的突出代表；我们上海人熟知的《永不消失的电波》里面的李白，多么高大勇敢。
认识到这一面才能够理解上海文化的全像。
“奇”就是我们党能够在不是根据地的地方活动那么长时间，有很多时候都能够化险为夷，有出奇的表现。
你比如说周恩来两次被抓，一次是藏到了礼查饭店，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那是租界里面最贵的饭店，他在那里藏了五十几天，最终化险为夷。陈独秀两次被抓到，一次罚了块钱，一次罚了块钱，出来后继续搞他的革命活动。
这是上海这座城市所表现的奇特之处，也是上海城市的红色文化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
《印象》
纪实人文频道
9月5日19:30
原标题：《《光明的摇篮》写给青年人的党史第一课》
